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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詩

            杜甫(712—770),祖籍襄陽,出生于鞏縣(在今河南省),唐朝偉大詩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與“詩仙”李白并稱“大李杜”。

      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卻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

      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雖然杜甫在當朝不為世人所知,但經過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終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他的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安祿山與史思明)爆發后,他流亡顛沛,竟被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759),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kuí)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界文化名人。經歷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過程。因此,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憂慮及對老百姓的困難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后世稱其杜工部。

      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的詩篇流傳數量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

      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令一職。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官至膳部員外郎且有自己的自傳。父親杜閑有奉天令一職。青年時期,杜甫曾游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并兩次會見李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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